久远时代的普洱茶贸易

中国最开始打造的丝绸之路就是为了能与他国进行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也是一种贸易形式的体现,那嫁接到茶文化上面来说,其实最开始的普洱茶贸易是最值得一提的。 普洱茶是交易延续千年的古老贸易,略读普洱茶的交易史即可证实普洱茶的价值。时间的检验胜过任何言辞渲染。
宋朝,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 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
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 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 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圆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等数家。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港澳、缅甸、越南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香港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国内外交通受阻,因而产销不如前。
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外销马来西亚、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销量都不高。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其实熊很多文献里面体现的资料的来说,中国人民真的是从古至今的智慧都是无限的,传统模式下的人尚有如此大的智慧,那就更别提现代的人们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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