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刻本巴黎茶花女遗事亮相西泠秋拍

核心提示: 薄薄两册《巴黎茶花女遗事》,置于案头颇不起眼。然而,谁能想象在一百多年前,作为第一部国人翻译的西洋小说,它可是“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此次西泠秋拍中的这个版本——1899年林氏畏庐刻本,为原刻初印本,封面白纸书签,扉页浅绿色色纸,上有林纾手书“巴黎茶花女遗事,冷红生自署”,卷末刻有“福州吴玉田镌字”。据称当时仅印100部,流传甚稀。笔者案头这一部即是其中之一,为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旧藏。  薄薄两册《巴黎茶花女遗事》,置于案头颇不起眼。然而,谁能想象在一百多年前,作为第一部国人翻译的西洋小说,它可是“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此次西泠秋拍中的这个版本1899年林氏畏庐刻本,为原刻初印本,封面白纸书签,扉页浅绿色色纸,上有林纾手书“巴黎茶花女遗事,冷红生自署,卷末刻有“福州吴玉田镌字。据称当时仅印100部,流传甚稀。笔者案头这一部即是其中之一,为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旧藏。

  林纾,不懂外文的译界之王

  就像一般人无法相信大歌唱家帕瓦罗蒂不识乐谱一样,圈外的读者可能未必知晓,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林纾先生,实际上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古文高手,他的翻译,其实都是与精通西文的几位友人合作完成的。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一生翻译了英、法、美、比、俄等十几个国家的作家作品179种,可谓成果甚丰。《清史稿?林纾传》中说,“(纾)所译欧西说部至百十种。然纾故不习欧文,皆待人口达而笔述之。“林译小说的出炉其实是由精通外文者先阅读原文,口述内容,再通过林纾译成古文。这样的翻译方式虽难免讹误,但林氏译文的神韵较之原著,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感叹:“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由王寿昌口述、林纾笔译的第一部西方小说,也是第一部输入中国的西方小说。时人评价其“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可称“西方的《红楼梦》。郑振铎先生赞其“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

  说起翻译此书的起源,钱基博先生有过这样一段描述:“纾丧其妇,劳愁寡欢!寿昌因语之曰:‘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左耶!’遂与同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行世。其间,他们得到了福州船政局挚友魏瀚的支持,他不仅出资刊行,还买舟载酒,为二人助兴。于是,王寿昌手捧《茶花女》法文原本,一边浏览,一边口述;林纾则耳受手追,下笔如飞……就这样,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以独特的方式诞生了。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这是严复,中国近代另一位翻译大家,1904年赠别林纾的诗句。林纾将亡妻之痛融入译文中,每到缠绵凄恻之处,掷笔而哭。此书既出,风靡一时,在原刻本刊行仅仅几个月后,上海便出现了以“素影书屋名义托印的铅排本。陈衍在《林纾传》中也称此书为“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它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说,自《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中国才开始了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风气,而中国文人才逐渐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此前的文人,即便写了十分成功的著作,也躲在类似“某某生“某某斋主之类的笔名后面,不愿十分标榜。

  即以此书的译者为例。在此书畅行之前这原是林、王二人所始料未及的,小说一直被中国文人视为“小道,不受重视,更何况是西方小说。因此书成之后,二人都未署真名,而以冷红生、晓斋主人代之。在某种意义上,这部书更像是传统文人们的游戏之作为排遣丧妻之痛,邀一二好友同游著述,因此它的最初刊行并不以牟利为目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书版经福州名手吴玉田雕成后,初印100本分送林、王、魏三家亲友传阅。目前,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分别藏有一部,但福建馆藏本的封面书签和扉页都散失了。像这样保持完整的原刻初印本,存世量极少。

  西泠拍卖此次征集的这部书为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旧藏,内有“相州波多野氏望湖楼故书記藏印。波多野太郎(1912-2003),自称湘南老人,广岛文理科大学(今广岛大学)文学博士。日本的中国语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戏曲史研究家。曾任私立东洋大学文学部教授,横滨大学名誉教授。

  书版之谜

  在林氏畏庐刻本(1899年)之后,又陆续出现了素隐书屋本(1899年)、玉情瑶怨馆本(1901年)、文明书局本等早期版本,其中素隐书屋本距原刻本刊行仅隔了几个月时间。据相关文献记载,林纾当时欲将全套书版奉送给主事的汪康年,但奇怪的是,汪氏并未用原版刷印,而是采用了铅排。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昌言报》的创办人之一。他对《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一直非常关注,原打算登报连载,并重新刊行,颇具商业眼力。

  《汪康年师友书札》有载,1899年3月11日,林纾之友高凤谦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说:“《茶花女遗事》系王子仁林琴南同译,魏季子出资刊行。计雕工并刷印以送人者,得费八九十元,尚未细算。现在所以发售,不过欲收回成本,并无图利之心。……尊处若能出雕刷各费,则原版可以奉送。既已印成书者所存无多,亦只留以赠人,不复续印再行发售。

  3月22日,高函又提及“得十五日书并十六日报,知不要《茶花女》原板,将另行铅印。此书本系游戏之作,意不在利。今刻工既有所出,原版自无所用,仍以奉上……

  由此推测,这套原刻书板虽然最终归了汪氏,但他可能出于商业考虑并未用以刷印,而是重新铅字排印,意在节省纸张、减低售价。而原版就此被废弃,故印本流传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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