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红茶中国人饮茶习俗形成于中唐。陆羽《茶经·六之饮》也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茶经》认为当时的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以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及湖北、山东一带最为盛行，把茶当作家常饮料，形成比屋之饮。 陆羽《茶经》初稿约成于代宗永泰元年，定稿于德宗建中元年。《茶经》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饮茶风俗的形成。
中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狭，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曰竟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封演认为禅宗促进了北方饮茶的形成。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穷日竟夜，遂成风俗，且流于塞外。
晚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杨华认为茶始兴于玄宗朝，肃宗、代宗时渐多，德宗以后盛行。
《茶经》、《封氏闻见记》、《膳夫经手录》关于饮茶发展和普及的观点基本一致。开元以前，饮茶不多，开元以后，特别是建中(公元780)以后，举凡王公朝士、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无不饮茶。不仅中原广大地区饮茶，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饮茶。甚至出现了茶铺，自邹、齐、泡、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买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旧唐书·李钰传》：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茶于人如同米、盐一样不可缺少，田闾农家，同样嗜好。
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
宋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云：华夷蛮豹，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鳌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序云：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顾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茶肆记：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夜市于大街有东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玩观之人。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司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肆，本非以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又有茶肆专是王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买志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大街有三五家靠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夜茶坊’，非君子驻足之地也。更有张卖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茶坊，大街车儿茶肆、将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明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
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茶肆林立，不仅有人情茶肆。花茶坊，夜市还有东担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有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僧道头陀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防。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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