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红茶自然的理念导致道教淡泊超逸的心志，它与茶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这就确立了茶文化虚静恬淡的本性。道教的隐逸，即是在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它与茶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隐逸推动了茶事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 从历史的角度看，道教与茶文化的渊源关系虽是人们谈论最少的，但实质上是最为久远而深刻的。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观念的源头。所谓自然，在道家指的是自己而然，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道无所不在，茶道只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
茶的天然性质，决定了人们从发现它，到利用它、享受它，都必然要以上述观念灌注其全部历程。老庄的信徒们又欲从自然之道中求得长生不死的仙道，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玉川子要乘此清风欲飞去，借茶力而羽化成仙，是毫不奇怪的。陶弘景《杂录》与西汉壶居士《食忌》的记载，都与此有关。《茶经o七之事》引述《神异记》的故事，更表明陆羽本人对道士与茶茗的关系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从历史事实与观念发生的角度看，都显示了道教与茶文化的关系是最为久远的。
道教与茶文化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启服之的记载。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于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教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确之处。陆羽《茶经o八之出》关于余姚瀑布泉的说法即为明证：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此处所指余姚瀑布与《神异记》中的余姚瀑布山实相吻合，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确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
显然，陶弘景所说苦荼轻身换骨，还有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所说：苦荼，久食羽化，都与道教得道成仙、羽化成仙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丹丘子，则是直接给樵夫指点佳茗的仙人。可见道家对茶这种自然之物早有深刻认识，而将其与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使茶成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是道家的首功。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在自然大道到茶道之间，仍有过渡性的中介观念。这就址从道家到道教的历史中发展出来的仙道--成仙之道的观念。老庄的信徒们曾从自然之道中发现出长生不死的根源和作用，一个人能完全掌握这自然之道，才是获得神仙不朽的唯一法门。这一思想导致了道教的产生。
道家的思想发展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便有了一个真正的转化，此时，自然之道的概念逐渐普及，而且不再带有观念论哲学的色彩，乃-变而为功利主义的宗教。人们在日夜思考着如何才能得道--长生不死，羽化成仙。这不也正是茶人所向往的么!
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玉川子要乘此清风欲飞去，借茶力而羽化成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那是一个充满着狂热求仙风尚的时代，时尚就象弥漫的空气，无所不及;茶人的活动及茶文化的兴起处于此风之下，是可想而知的。快乐神仙成为理想的形象，而仙境、仙界更是梦寐以求的理想乐园。无怪不少学者说道教的构想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现实主义性格。因为这种理想既不求诸飘渺的来生，也不寄托于渺邈的往日，而是透过自身的努力修炼，保存形体，变化成仙。通过此世的延续，达到一种永恒的存在，这既是精神性的向往，也有实践的操练。从这种角度来看，茶成为成仙的灵药也是毫不稀奇的，而壶居土所言苦荼，久食羽化。(《食忌》)陶弘景所言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杂录》)就更是可信的了。
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与后来发展起来的隐逸思想，有着直接而内在的关联。庄子自身即有全身保真、任性自适的隐逸思想。在后来的道教之中，隐逸本身即一种最为自然的生活方式。魏晋南北朝是老庄思想的极盛时期。庄子的自然养生观念，被发展为藉导引之术而在行为层面上的实践，如一些人的隐逸方式是保终性命，存神养和。东汉末的矫慎隐循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o矫慎传》)。这种纯然的避世隐逸，已趋隐逸极端。此风至魏晋南北朝大盛。
道教是以清静无为、自然而然的态度追求着神仙世界，并以茶能使人轻身换骨，羽化成仙，从而各地道观大都自产自用着自己的道茶，实现着自在自为的自然思想，这种对茶文化原始性和开创性的茶道思想，实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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