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红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重要性来说，油盐柴米不可或缺，有了它们才可满足温饱。然而温饱只是最低层次，要讲究生活质量，还得需要酱醋，这样才能做出珍馐美味。至于茶，则是国人的最爱之一，敬茶是待客的第一道程序。如果说到文人，那则更是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在中国竟形成了茶道。
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是饮茶行家，他终日与茶为伴，早饮茶、午饮茶、夜饮茶、酒后索茶，有时睡下还要索茶。他爱茶，每当友人送来新茶，往往令他欣喜不已。《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中有一段详细的描述，说是收到红纸包封的新蜀茶，白居易立即添水煮茶尝鲜，并写诗致谢友人，同时也不忘自夸是识茶之人。从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收到新茶的兴奋心情，也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宋人苏轼嗜茶如命，在一首诗中他有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可见他将饮茶看得如同食色性也一般的事情。他每日不断茶，早晨起床后要饮茶，午睡后要饮茶，处理棘手公务要饮茶，创作诗词更要饮茶。对苏轼嗜茶的爱好，司马光有些不解。有一天司马光来拜会苏轼，见他正在研墨，准备作诗，此时书童给司马光送上一杯香气四溢的新茶。司马光看着研墨的苏轼和几上的新茶，便问他道：茶越新越好，墨则越陈越好，这两样截然相反的东西怎么会让你都喜欢呢？苏轼此时放下手中的墨，很风趣地说：新茶和极品墨一样，都有一种香气，如同朋友一样，尽管有的长得黝黑，有的长得白皙，但他们的品德都很好，那就都是好朋友。几句话说得司马光伸出大拇指，连说：佩服，佩服。
至于蒲松龄，则是通过在村口摆茶摊换故事，最终创作了《聊斋志异》这部奇书。康熙初年的一个盛夏，蒲松龄在蒲家庄大路口的老树下摆了一个凉茶摊，摊桌上除了一小缸粗茶，四五只粗瓷大碗外，还搁着笔墨纸砚，这似乎与卖茶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这正是蒲松龄的高明之处，要创作必然得搜集素材，可是限于个人阅历，素材来源相当匮乏。蒲松龄看出村口大路是个黄金地段，南来北往的行人都要从此经过。于是他定下规矩，只要行人说出一个故事，那么茶钱分文不收。如此一来，蒲松龄搜集到许多故事素材，经过润色加工，《聊斋志异》就这样诞生了。
张恨水是现代著名小说家，在长期的编辑和写作生涯中，经常需要刺激神经，由此养成了贪茶的癖好。他饮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为解渴而喝茶，而是嗜好饮酽茶，饮苦茶。他饮茶不属于那种细品慢咽的品茶，而是牛饮，就连西湖龙井这样的名茶也是大口大口地饮用，饮到兴致处，还要唱几句京剧曲牌。
纵观古今文人，大多离不开茶，茶已经成了中国文化元素中一个重要符号。文人们对茶的追求，不单是饮茶解渴的本身，而是追求一种纯净空远的意境，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内心体验。品茶能感悟人生，能寄情抒怀，这也许是茶道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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