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茶叶交易的“茶引制”是如何改为“茶票制”的?

说起来,中国历史上茶叶交易的茶引制改为茶票制,和晚清重臣左宗棠有关。
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前,曾在安化隐居八年,安化是黑茶故乡,黑茶运销在清代盛极一时,安化最盛时期,茶号多达200多家,产销达20000引之巨(15万担,合8952吨)。他居住的小淹,正好是甘肃引商采购黑茶的中心。崇尚经世致用的左宗棠必定也是有深刻的了解,对茶市情形十分熟悉。
左宗棠后来担任陕甘总督,改革西北茶务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以票代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宗棠为湖南黑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唐代开始,茶叶就属朝廷统销商品,称榷(que)茶,按照现代说法是计划茶,就像烟草局的香烟专卖。茶引的最初性质是茶叶的贩运凭证,相当于卖茶许可证,当时采用引茶制,由茶商向朝廷领取引票,持引至产地收购、制作、运输。引票就是朝廷允准的茶叶购销指标。
在左宗棠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靠茶引购买茶叶。引茶一直延续至清代,茶引制施行以来,也有弊病,造成领引者持引众寡不一,多则十引百引,少则一引,随意性大,给管理工作带来困难,逃税漏税事件不断发生。而且,有茶商为牟取更大利润,将每引正茶100斤减少至80~90斤。
左宗棠看到茶引制弊病积深,不改革不行了,于是效仿原两江总督陶澍在官盐经营上发放盐票的办法,在茶叶经营管理中也实行茶票制度,他上书说:国家按引收课,东南唯盐,西北唯茶。茶务虽课额甚微,不足与盐务相比,然以引课有无为官私之别,与盐务固无异也。道光年间,两江盐务废驰,先臣陶澍力排众议,于准北奏改盐票,鹾纳顿起,且有溢额;曾国藩克复金陵,犹赖票盐为入款第一大宗,其明验也。盐可改票,茶何不可?。今拟仿准盐之例,以票代引。
丝绸之路上的黑黄金
1873年朝廷准奏,改引为票,曾设南柜。
当时的具体规定是:每票50引,合茶51.2担(老秤)。承领人至少得领1票,并且必须在陕甘一带有房屋不动产,与此同时,实行同行3家连环保结,属历史上的株连作法,也是合同担保的雏形。清政府规定每票征税银258两,初领时先收100两,将茶运送到兰州入库时,再补缴交其余的158两。在缴纳课税后,可自由经营(杨自舟、董文延、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
豁免积欠,补贴税金。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捐(《甘肃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把茶商以前所欠的茶税全部免掉,而且不准再乱收其他杂费。左宗棠经过与湖南巡抚协商,对持有陕甘茶票的茶商运茶过湖南境时,只征收税金2成,其余8成由陕甘都督府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这一措施一举两得,既激发了茶商运销茶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甘肃协饷历外拖欠的问题。
其后左宗棠再进行一系列的西北茶务整顿,茶销业逐渐复苏。仅兰州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至40余家,所发茶票逐年增加,每年经销的茶叶多达数百万斤。1873年试发放835张茶票,被茶商一抢而空;光绪元年(1875年)第一案茶票的发行量达到了1462票,合计4386吨。
左宗棠西北茶务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改茶引为茶票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以安化黑茶为主的湖南黑茶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黑茶边销和出口俄国的贸易问题,也为以后边茶供销政策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由於茶叶生意的繁荣,逐渐衍生了茶庄、茶票和中国丝茶银行。1925年,中国丝茶银行发行有5元的代茶币,印刷精美,红黄色,镂空花边,4个角印有伍字。上面自右至左横印中国丝茶银行6字。当中是扁椭圆形的采茶图,左右两旁均竖写伍圆字样,外加灰色镂空花边,再在两旁各竖写天津两字。采茶图下面自右至左横写凭票即付国币伍圆8字,再下面自右而左横印中华民国十四年7字。
1949年后,随着国家金融体系的建设,用以茶叶交易的提货凭证慢慢退出了市场,2012年6月,香港茶票交易中心把茶票这种文化传承下来,同时开创一种茶交易的新模式。茶票的复出让沉睡了大半个世纪的茶票重新回到在人们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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